浅析国际竞争中的民族志博物馆 [复制链接]

引言

在所有的发达国家，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民族志物品的收集都在特别的博物馆进行了重新分配，这些博物馆同时也从事人类学研究。那些大型的民族志博物馆大多在19世纪的最后三十年里被建立，其建立的背后是激烈的殖民竞争。

有一些博物馆继承了以往私人收藏柜中的藏品。这种延续性正是柏林博物馆和荷兰莱顿博物馆的情况，它们同时是17世纪私人收藏柜和18世纪探险搜集物的继承者。我们后面将会说到，巴黎的特罗卡德罗民族志博物馆，也是追溯到18世纪的国王收藏的可怜的继承者。相反，一些博物馆完全是新的。这正是斯德哥尔摩诺尔迪什卡博物馆的情况，这座博物馆收藏的主要是浪漫主义运动之后发现的斯堪的纳维亚文化。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也同样是这种情况，在这座博物馆内展现了人类学与科学的近似性，以及与美洲民族历史的疏远性。

后者在哈佛的皮博迪考古与民族学博物馆被展出，在这个私立博物馆中保存着里维斯和科拉克于年初次远航太平洋时的收藏品。在牛津的皮特·里弗斯博物馆也保存着私人收藏，这些收藏品按照技术演进的顺序进行排列。上述一部分新兴博物馆受到商业界的资助，例如皮博迪博物馆和先位于里昂后位于巴黎的吉美博物馆。当17和18世纪的收藏流露出集中的*治权力时，19世纪欧洲的收藏新动向则产生了失序的狂欢，这部分与非洲的殖民热潮有关。

非洲被来自世界的探险活动传播得越来越远，而在这些探险活动之后建立了不少永久性的机构，例如在年布鲁塞尔人的国际探险中，就建立了特尔菲伦博物馆，这次探险与比利时在刚果的殖民开发有关。工业进步与欧洲种族和技术至上的意识形态辐射给了所有人。因此，特罗卡德罗民族志博物馆必须要展现出人类的进步，这种倾向是与生物层面和社会层面无法分开的。私人收藏者、摄影者和学者大量搜集物品、图像，以及考古或民族志材料，并且参与到威望的战争中去，这种威望的战争，是殖民主义强权之间战争的化身。

而殖民主义强权也展现在国立大型博物馆与举办世界性展览的大都市之间。当社会人类学在美国和欧洲的大都市中建立，当科学著作和论争不断多样化，物品不断累积，数据也被档案化，欧洲人与土著人之间“在田野中”的关系要变得前所未有的异质化：曾经长期出现的传教士与此接近，但他们并不知道那些新的探险者和“老式的”科学考察。在传教士那里，对当地文献的收集因为以下的事实而变得简化，那就是字典和语法已经被创建。

年，一位在马达加斯加传教的法国耶稣会士弗朗索瓦·卡莱神父，出版了一篇用马达加斯加语撰写且作者佚名的文集《这是一个马达加斯加的故事》。这本书的内容涉及马达加斯加岛从神话时代到拉苏赫琳娜女王的统治之间历代国王的序列、谱系、言论和神话，这些内容都在15年内被搜集，随后很快以《国王的故事》为名被翻译成法语。当这些记述被搜集之时，欧洲与马达加斯加之间的关系正处于历史转折期。马达加斯加这座岛屿在年被葡萄牙人发现；虽然随后就成了法国经济利益的核心区域，但它还是保持了一个独立的王国的状态。

19世纪，新教的传教士把这里看得越来越重要。为了转写马达加斯加语，自年起，拉丁字母被使用，然而直到那时，当马达加斯加的学者们转写他们的语言时，用的还是阿拉伯字母。年，《圣经》被翻译成了马达加斯加语；年起，一本英文的学术杂志在岛上出版发行。年，继承拉苏赫琳娜的新女王皈依新教。在这种情况下，卡莱神父的工作便在拉苏赫琳娜女王去世之后停止了，似乎可以说是永别了。二十多年后，当欧洲强权瓜分非洲时，英国接受了法国占据这片岛屿的意图，从此引发了长期的动荡。

年独立之后，卡莱神父出版的这本集子对马达加斯加民族产生了新的重要性。这本集子今天被视为历史遗产的一部分。这个案例并不是孤证，在土著重夺身份认同的*治运动时期，19世纪末的大量人类学作品获得了新的生命。这些运动从上述人类学著作中汲取资源，来书写他们自己的历史或者重振他们的习俗。这样对人类学历史的使用，并没有改善土著人与当代人类学家之间的关系，当代人类学家们对他们遥远的前辈的工作也产生了质疑的倾向。

这不仅因为那时的文集无法呈现出细节，尤其是在考虑到民族志学者与土著人关系时；还因为在殖民时期由欧洲人调查的材料，在今天看来令人充满怀疑。然而，殖民地人类学还是走了一条被土著人尊敬的道路，就像夏尔·德·富科在摩洛哥所见证的历史那样。在以士兵、探险者和地理学家的身份进行了一番冒险之后，夏尔·德·富科先是成为苦修会士，后来又成为隐修会士，并用余生编写了图瓦雷克人的字典和语法，这两本书至今还很权威。与此同时，夏尔·德·富科写的图瓦雷克语诗歌集，受到了图瓦雷克知识人的推崇，他们对夏尔·德·富科诗歌中的细节和语感非常留意。

晚生了一个代际的路易·马西尼翁则把他的一生献给了非洲和阿拉伯文明研究，这种研究强调伊斯兰教与梵蒂冈二世的进步天主教之间的融合形式，梵蒂冈二世似乎远离了21世纪由于相互无视而导致的宗教紧张。在这种新的语境中，被马西尼翁于年研究的一个形象浮现了出来，他就是非洲人莱昂，一个16世纪出生于光复全岛之前的西班牙，随后来到了摩洛哥，被莱昂教皇十世收养，并且是用意大利语完成并于年出版的《非洲描述》这本好书的作者，他展现了有益的挑战者的形象。他也被写进了阿敏·马卢夫年的小说中，书名就叫《非洲人莱昂的旅程》。

我们在这里注意到一丝欧洲霸权之前的民族志的痕迹，这种痕迹在19和20世纪新的殖民和后殖民语境中被重新拾起。19世纪末期，在非洲新的探险的事实，不但与至年之间的探险在科学上拉开了距离，而且还与颅骨学和人体测量摄影技术拉开了象征性的距离。探险者们忍受着艰难的医疗卫生条件，与担忧且具有敌意的土著人妥协，就像伴随着他们的行路日记和风景刻画里呈现的那样。当我们今天阅读这些时，尤其是读到与至年刚果河探险有关的记述，就会发现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埃皮纳勒的形象，我们可以从后者中找到正在进行的科学和征服的文明。

白人探险者是一小撮被孤立的人，周围被土著人环绕，土著人也很快从同盟者转变为敌人。白人探险者们不得不面对这种“可怕的非洲热病”，斯坦利称这种热带的疾病为“自我的非洲”。他们屈服于极端生活的卫生条件，这种极端生活意味着对他们的动力和情感的控制。尽管经过了多次努力，这些白人探险者与土著人的接触还是必须经由友情、家庭和性关系上的亲近，没有这些他们就无法学习语言，也无法理解他们所见证的事件；换句话说，没有这些，他们就无法生存。减弱控制，离开自我，接受理性的停滞：探险者经历的是麻醉的、恍惚的和疯狂的体验。

约瑟夫·康拉德在他刚果河探险经历的十年后所写的两个文本，美妙地描述了这些忧郁的、先驱的全部世界：一个是年名为《进步的前哨》的新闻，另一个是年的著名小说《黑暗的心》。然而，他却忽略了使得探险者生存下去的东西：家庭的舒适，这种舒适来自他们同“家庭妇女”或成为厨师的苏丹妻子们之间不可见的关系。为了塑造他们胜利的英雄形象，欧洲的探险者们掩藏了他们的这些日常生活条件。在19世纪，关于人类的科学通过放弃纯粹哲学的思辨，重组了经验的知识。这种正在孕育中的学科，其特征的不同之处，取决于相同的素材来源：旅行者和博物馆。

第一种素材来源是旅行者，他们不但受到了越来越好的培训，还越来越专业化。他们可以用绘图和笔记的方式，以不同的类型来记述相同的远行。随后他们委托博物馆来将他们的记述分类整理，并为学者和公众服务。这些制度既致力于对生理意义上的人进行研究，又致力于对社会意义上的人进行研究。大部分的博物馆都试图能把它们的收藏延伸到不同的大洲。大量被收集的物品，组成了今天自然史博物馆和民族志博物馆的基础。自然物种推动了对自然进行描述的事业。人类创造的物品也已经成了考古学和民族志伟大假设的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