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没想过，我的记者生涯竟是从非洲开始的。从初中起，做记者的梦想就在年少的心中悄然生长。为此，我会每期买两份《南方周末》，读一份，做一份剪报；我会将新闻学前辈喻国明对新闻人境界的要求压在书桌的玻璃下，每日激励自己。从四川大学新闻学硕士毕业之后，我将所有的简历都投向了媒体。幸运的是，我被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录取，离梦想仿佛只有一步之遥了。但没想到，我一入台就成为了一名国际新闻的编辑，虽然也是在做新闻，但毕竟不是奋斗在采访一线。每日看着采访部的同事们紧张而忙碌地活跃在新闻现场，我却只有羡慕的份。
终于，在入台六年后的一天，领导问我：要不要去非洲驻站？那时，我已经过了而立之年，而且成为了一名两岁孩子的母亲，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我怕错失这来之不易的机会。非洲，虽然那么遥远，那么陌生，但毕竟，可以圆我的记者梦了。
于是，在年底，我带着梦想成真的兴奋和对未知世界的忐忑，一头闯进非洲那片神秘莫测的大陆。
三年半的时间，我常驻南部非洲的津巴布韦，足迹到过南非、赞比亚、坦桑尼亚、肯尼亚、马拉维、纳米比亚、博茨瓦纳、莫桑比克、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等十几个非洲国家。对这片土地，我从陌生到熟悉，从惊喜到深爱，走的地方越多，呆得越久，我就越明白了传说中“少不入非”的含义——一旦进入非洲，你的心就再也走不出非洲了！
作者曾到10多个非洲国家采访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感谢国际台给我在非洲驻站的机会，让我抵达那片遥远的土地，见证大部分国人都无法经历的事件。
我曾作为屈指可数的中国记者，全程报道了南非国父曼德拉的葬礼，见证了全国各种族人们对他发自肺腑的爱戴；我曾亲身经历了漫长的津巴布韦现金危机，见证了当地人们在危机中的不易与坚韧；我曾经孤身闯非洲原始部落，了解行将消失的古老民族的生活现状，以填补中国报道的空白；也曾经夜访疟疾重灾区马拉维小渔村，在没有门锁没有电的偏僻简陋的小旅馆，躲在脏兮兮的蚊帐里写稿子；我也交往了许多在非洲工作和生活的中国人，见证了他们为这片热土洒下的青春与汗水，他们是中非关系的民间使者。
回到国内，我更加怀念那些在非洲的日子，一次次梦回非洲，醒来后更加惆怅。为了缓解思念之情，我翻出以前在非洲采访的笔记，将它们重新整理润色，并增添了许多新闻背后的故事，编写成为了我的处女作《撒哈拉之南——女记者的非洲视界》。这本书记载了我在重大事件采访中的所见所感、对非洲人文与自然的探索、与非洲人和生活在非洲的华人的交往以及我在非洲的生活经历，充满异域风情和趣味，亦不乏新奇和历险。
非洲虽不是新闻的热点，但这片土地永远不缺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就像散落在记忆中的一颗颗珍珠，我用了一年时间，将这些珍珠颗颗串起，编成一条美丽的项链，将她带给同样对非洲感兴趣的你们。
玛利亚在著名的东坡莎瓦山上
在我驻站的时光中，交往最多、感情最深的津巴布韦人当属记者站的女工玛利亚。到年为止，玛利亚已经为国际台驻津记者站勤勤恳恳地工作了30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记者们来了又去，只有玛利亚一直驻守在站里，悉心照料着记者站的宅院，忠诚地守护着一个个远离家乡的记者们。我总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玛利亚才是记者站的主人。
CRI津巴布韦哈拉雷记者站
异国他乡遇亲人
初见玛利亚时，只觉得她言语温柔，低调守礼，和我说话时，一口一个Madam（夫人），叫得我颇为不好意思。我对她说：“你直接叫我的名字LiuChang吧！”可她学了很多遍，却总也发不好“Chang”的音，只好接着喊我“夫人”。
我刚去那年，玛利亚已经58岁了，但她皮肤细腻光滑，身材匀称，不像其她的非洲妇女生完孩子就膀大腰圆，看起来只有40岁的样子。我求教她年轻的秘籍，她说：“是因为不在田间干活，没有那么辛苦，所以看起来年轻些。”我又问她为何能保持那么好的身材。她开心地笑了起来：“因为我一天只吃两顿饭，而且从来不睡午觉，睡午觉会让人长胖的。我要是困了就会去干活，干着干着就不困了。”
58岁的玛利亚依然身材匀称
站里的床垫太软，我的腰有些伤病，在床上睡了三天后，腰越来越疼。我问玛利亚：站里有没有可以垫在床上的木板。玛利亚想了想，说：“木板没有，但我有个办法，你跟我来。”我满腹狐疑地跟她走进卧室，却见她搬起床垫，露出下面的床板：“夫人，我们可以把床垫搬开，床架要硬一些。你直接睡床架会舒服点。不过，这间房子的床架太旧了，坑洼不平，客房的床新一点，床架要平整些，我们把两间屋子的床架换一换吧。”玛利亚的提议让我大吃一惊。这些床垫和床架这么沉重，哪里是我们两个女流之辈能搬动的呢？更何况，玛利亚是位老人啊。
我刚要反对，玛利亚已经自己干了起来。别看她已年近花甲，力气却比我大得多，一下就把床垫掀了起来，我赶紧过来帮忙。我腰疼，不敢太使劲，整个搬家的过程中都是以玛利亚为主，我只能在旁边协助。我们一个推，一个拉，喊着“one，two，three”的口号，竟然真地把两间屋子的床换了过来！
我从国内为玛利亚带的睡衣一直没有机会给她，趁她在卧房，便拿出来送给了她。这是一套华丽的两件套真丝睡衣，里面是一件吊带，外面是件长衫。玛利亚看见后，竟然跪下向我道谢。我吓了一跳，赶紧把她拉起来。
玛利亚疑惑地问我：“为什么要送我睡衣？是因为我帮你搬床吗？”
我赶紧解释：“不是的，这是我专程从国内带来给你的，只是一直没机会送给你。”
玛利亚认真地对我说：“夫人，你需要帮助，我很乐意为你提供帮助，但你千万不要为这件事情谢我。你和我，我们是一起的。”
我感激地点点头。在异国他乡得到如家人般的信任和照顾，已经不是“温暖”两字可以形容的了。
驻站记者“守护神”
玛利亚的勤劳能干是为历任记者所公认的。原本她只负责房屋内的工作，院子里的活由一位花工负责，但那个花工因为干活偷懒，被站长炒了鱿鱼。我们想再找个花工，玛利亚却来主动请缨：“把花工的活也交给我吧，我年轻的时候就是既做女工，又做花工，现在一样做得了。”站长见她一再坚持，就将花工的活也交给了她，并将花工的工资也发给了她。每天，玛利亚就像一个陀螺一样在记者站转个不停。清早天不亮，她就开始收拾屋子，容易沾染油烟的厨房在她的擦拭下几乎一尘不染。等我们起床后，她往往正在游泳池边捞池底的枯叶。等我进入书房开始工作，她又搬着吸尘器，清理整座房子的地毯。等我开始做午饭的时候，她才刚刚吃完早饭。下午，她又要修剪花枝，整理草坪，种菜浇水。在她的打理下，记者站的院子里总是鲜花不断，绿草茵茵，蔬果繁盛。
玛利亚将院子收拾得井井有条
哈拉雷的蔬菜种类实在太少，无非是土豆、西蓝花、胡萝卜、西红柿等，十个手指头就数得过来，历任记者都会在来津巴布韦的时候偷偷带些蔬菜种子，把它们交给玛利亚种植。久而久之，玛利亚练成了种菜的一把好手，她知道哪些蔬菜适合旱季种植，哪些适合雨季种植，知道哪些要多施肥，哪些要多浇水。她在种小白菜、小油菜等绿叶菜时总是会将许多种子撒在一起，等到长出密密麻麻的一片小苗，再将它们分开移栽，她说这种种法成活率高。院子里的韭菜长势喜人，总有朋友来挖走一些，她会把剩下的韭菜从根部分开，重新种下，所以总有人来挖，却永远也不见少。
站里的菜园子其实只是沿着院墙的一小排土地，面积加起来不过二三十平方米，但在玛利亚的打理之下，基本可以满足我们一半的蔬菜需求。小白菜、苋菜、油麦菜、小油菜、生菜、莴笋总是轮番上场，一排竹竿搭起的架子高处是丝瓜和豆角，低矮处总有几根嫩嫩的小黄瓜，蔬菜种类多到我总是看不清它们的全貌。有一次，我感冒了，久咳不愈，想找根白萝卜泡蜂蜜喝，可是跑了好几个超市都没买到。玛利亚听说我买不到白萝卜，二话不说冲到菜园子，竟然从地里挖出了两根国内才有的白萝卜。那一刻，我觉得玛利亚就像神仙，什么都变得出来。
玛利亚总是那么细心。有时，我忙起来就忘记摘菜，而非洲的阳光强烈，蔬菜如果不及时摘掉就会长成小树，玛利亚总是悄悄地帮我将成熟的蔬菜瓜果摘下，放进厨房，将小红辣椒晒在菜筐中备用。我见墙头的丝瓜长得又肥又大，想留两个做刷锅用的刷子，因此一直没摘，等着它们在枝头自然风干。可是，当我出了一趟长差回来，发现那两根丝瓜不见了。我着急地问玛利亚是不是把丝瓜扔了，玛利亚却不慌不忙地取出了两根剥掉皮的丝瓜瓤子，说：“我猜到你想用这个刷锅，所以特意给你留着呢。”
一老一小相处和谐，经常笑做一团
玛利亚还是女儿的好朋友，她教小女说英文，让小女教她说中文，一老一小经常笑做一团。女儿的涂鸦之作，她会贴在床头欣赏，女儿叫一声GoGo（绍纳语奶奶），她的脸上就乐开了花。有一次，我和先生晚上都必须出去工作，又不能带上女儿，我只好找玛利亚商量，问她能不能照顾下女儿。玛利亚一口答应下来：“夫人，把孩子交给我，放心吧。”那天，回到家时已经是夜里十一点多，我奔回卧室，看小女儿早已在床上甜甜地睡着了，玛利亚守在一旁，手里还拿着本故事书。至今想起那一幕，仍觉得温馨。
我们为玛利亚过60岁生日
玛利亚的生日是6月11日，而女儿生日是6月上旬，我的生日是6月下旬。于是，在玛利亚60岁生日那天，我们过了一个集体生日。我们在蛋糕上插上代表60的数字蜡烛，大家一起唱生日歌，一起吃蛋糕，一起分享彼此的喜悦。我觉得，玛利亚就是我们家的一员，是我们远在异国他乡的亲人。
我们成了“忘年交”
玛利亚是我在津巴布韦交到的第一个当地朋友，而且在三年多的朝夕相处中，我们慢慢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己，分享彼此的快乐，分担彼此的忧愁。
玛利亚是恩德贝莱族人，家在奎鲁的乡下。她的远房堂叔是村里的酋长，她家在当地也算是一个望族。但是，津巴布韦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十分严重，她刚上完小学就被迫辍学，只能在家帮着母亲种地做家务。
玛利亚年轻的时候是当地远近闻名的美女，追求者数不胜数，但她却被一个同班的男孩子打动，和他交往没多久，在16岁的时候就怀孕了。我问她喜欢那个男生什么，她想了想说：“他很温柔，会说很多好听的话，我那时太年轻，不懂得什么叫爱情，糊里糊涂就和他好上了，又糊里糊涂地有了他的孩子。”
那个男孩子得知玛利亚怀孕后，还算负责任，按当地习俗迎娶了玛利亚。男孩子的父亲是津巴布韦的参议员，家庭殷实，玛利亚嫁过去以后，每日相夫教女，日子过得温馨甜蜜。但好景不长，她嫁过去一年之后，丈夫就开始对她日渐冷落，在外面有了新的女人，回家次数越来越少，最后干脆另筑爱巢。
玛利亚说，虽然当时前夫对她不好，但他父母却待她如同女儿，全家上下都很喜欢她，她也对公婆非常孝顺，勤勤恳恳地操持家务。但是，玛利亚并不是津巴布韦传统的可以逆来顺受的小女人，在守了三年的活寡之后，她毅然决然地提出了离婚。她将女儿留给了丈夫，自己净身出户，来到哈拉雷独自打拼。那一年，她年仅20岁。
一个乡下女孩来到大城市，举目无亲，又没有一技之长，只能靠给人打点零工，维持生计，生活之难可想而知。但玛利亚做事勤勉诚实，逐渐得到了一位白人雇主的信任，成为了长期的住家女工。玛利亚说，她的白人雇主对她十分严苛，只要做错一点事情就会把她骂得狗血喷头，远不如后来的中国人对她友好和善，她当时的工作也比现在繁重得多，但她都忍了下来。后来那个白人雇主把房子卖给了中国的记者站，她就开始为中国人工作，这一做就是三十年，再没有想过另换工作。
白人雇主将房子卖给了记者站
我担心地问她：“你刚来哈拉雷的时候那么年轻，又孤身一人，别人欺负你怎么办？”玛利亚温柔的脸上露出些许倔强的神情：“以前确实有些小混混来骚扰我，我会非常凶狠地告诉他，你只要敢碰我，我就会杀死你。然后他们就不敢动我了。”
我惊讶得张大了嘴巴，怎么也想不到平时这么温文尔雅的玛利亚会有如此彪悍的一面。玛利亚解释说：“我从来不欺负人，但是也不能被别人欺负。遇到那些坏人，我必须要对他们更狠才行。”听闻此言，我对玛利亚又多了几分钦佩和理解，要在这个弱肉强食的社会立足，光凭善良和勤劳是远远不够的。玛利亚的做法和中国儒家“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的思想不谋而合。
玛利亚总对我说，她年轻时候换过很多雇主，只有中国人对她最尊重，待她最宽厚。她只要听到有人说中国人的坏话，就会忍不住反驳。历任记者中，有的开车接送过她，有的给她买漂亮的衣服裙子，有的在她生病的时候给她送药，有的在采访的时候带她参加大型活动，她都记得清清楚楚，至今说起依然动情。她说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退休以后去中国看一看。为中国人工作了一辈子，她很想看看万里之外的中国是什么样的，见一见她曾经陪伴过的历任记者。她甚至打听过北京的房租，知道租金很贵，让我给她租一间小小的屋子就行。我嗔怪她：“你到北京，哪能住外面，肯定是住我家里啊！我到时候陪你逛北京！”她听了十分开心。
大约十年前，玛利亚再婚了，丈夫艾利克斯是一位退休的老兵，在乡下有*府分的田地要耕种，所以并不住在哈拉雷，但他经常来记者站看望玛利亚，帮她干些粗活。玛利亚说，艾利克斯每个月都会给她生活费，她自己的工资自己保管，但也搞不清楚丈夫每个月究竟能赚多少钱。我笑她婚姻内分得这么清楚，这观念未免太过前卫了，她笑而不答。
艾利克斯老实敦厚，勤劳质朴，每次一来就爬高上低地忙个不停，我总是夸她这次找了个好丈夫。玛利亚却抱怨道：“勤快是勤快，就是太内向，和我在一起总是没话说。”她转而又夸我的丈夫好，说她见了好多随任的丈夫，我的丈夫是最爱干活的。我说：“他干活还行，就是也不爱说话。”没想到她却说：“男人要那么多甜言蜜语干嘛？爱做事才是最重要的。”我笑她双重标准，她也明白过来，随之哈哈大笑起来。
玛利亚给我看过她的相册，几乎都是她的女儿和外孙女的照片，她的照片寥寥无几。我主动提出给她和她丈夫照相，玛利亚听了，很是惊喜，但又有些犹豫。我问她在犹豫什么，她说，能不能给她和丈夫一些时间准备，他们要打扮一下。我笑着说：“当然可以啊，那就等你们准备好了告诉我。”
第二天下午，玛利亚慢吞吞地走进我的办公室，说准备好了。我上下打量她，只见她穿了一身白底粉花的百褶套裙，头戴一顶挑染的假发，肩上还围着我送她的彩色大丝巾。她有点不好意思地问我：“怎么样？”我其实很想告诉她，这个丝巾不是用来配裙子的，配大衣才好看，但见她如此重视我送她的礼物，专门在照相的时候戴上，心中感动，就忍住没说。我冲她竖起了大拇指：“真漂亮！咱们走吧，到院子里去照。”
玛利亚特意戴上我送她的围巾
我挽着玛利亚走出房间，见艾利克斯穿着一身浅灰色的西装，打着领带，早已在院子里等候了。我情不自禁地夸赞道：“太帅了！”艾利克斯听了，又露出了他标志性的憨厚笑容。
一开始，两个人略显紧张，拍照时站得笔直，两人中间空了好大一段距离。我让玛利亚往艾利克斯身边靠一靠，头往他的肩膀歪一歪，玛利亚虽然照做，但不太自然。在拍了几十张之后，玛利亚在我的鼓励下渐渐放开了，小鸟依人地依偎在丈夫身旁，很是甜蜜。又拍了几十张之后，她彻底放下了羞涩，主动亲吻了艾利克斯，艾利克斯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我赶紧狂按快门。
玛利亚与她的丈夫
接着，我又给玛利亚拍了一些独照，这时，玛利亚放松多了，她一会儿和狗玩闹，一会儿低头轻嗅玫瑰，一会又跳起了舞蹈，那神态简直像一个年轻活泼的少女。
拍完照，我请玛利亚选一些照片洗印出来。玛利亚选来选去，选的都是一些一本正经的照片。我指着那些夫妻恩爱的照片，问她为什么不选这些。她害羞地捂起了脸：“啊！这些太亲热了，让人看见多不好意思！”我安慰她说：“没关系，洗出来自己看，不给别人看。”玛利亚这才同意了。
津巴布韦洗印照片太贵，洗一张5寸的照片居然要1美元，简直是抢钱的节奏。我趁回国休假的时候，一股脑洗了四五十张，回到津巴布韦交给她。她拿到照片，居然又扑通一声跪下来。我慌得赶紧把她拉起来，对她说：“就是一些照片而已，以后切不可再下跪了，我承受不起啊。”
玛利亚竟激动得流泪了，她说：“以前很多人给我拍过照片，但从来没有人洗出来送给我，你是第一个！”
我抱着她，学着她的样子说：“一定不要为这些事情谢我。你和我，我们是一起的。”说完，我们相视而笑。
新手记者的副驾驶
在工作中，玛利亚更是我的良师，她虽然只读过小学，但历经了津巴布韦几次重大的社会变革，加上平时喜爱读报纸、看新闻，对津巴布韦的国情民生自有一番见识。
玛利亚是恩德贝莱人，这个民族在津巴布韦的人口中仅占14.9%，远不如占人口84.5%的绍纳族人多势大。但是，恩德贝莱人人口虽少，却骁勇善战，性情倔强，历来人才辈出，津巴布韦的国父恩科莫就是恩德贝莱人。年，在津巴布韦取得独立之后举行的第一次议会大选中，穆加贝领导的民盟获得80个黑人议席中的57个，恩科莫领导的人盟获得20个议席。民盟与人盟*见不同，民盟为了压制人盟，进行了长达5年的“风雨”清洗运动。有报道说，那次清洗运动造成两万恩德贝莱人死亡，很多普通的恩德贝莱人也遭到监禁、拷打，甚至杀害。
玛利亚曾经亲身经历过那场浩劫，当时她去看望一位姨妈，恰好遇到一群军人闯进村子，见人就打。她被一顿乱棍打晕在地，打她的人以为她死了，随即离去，她才逃过一劫。那次，村里不少人死于非命，她亲眼看到熟悉的人被活埋。三十年过去了，当她和我讲起那段历史时，依然情绪激愤。
后来，实力大为受损的津人盟并入了津民盟，清洗运动就此停止，但此事一直是恩德贝莱人心中的隐痛，也是玛利亚的一块心病。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她和人交谈时一般都说绍纳语，从不轻易暴露自己恩德贝莱人的身份。
我们有时闲聊，也会谈到津巴布韦的时局。她年纪虽大，却渴望社会能够发生变化，她说：“曾经，穆加贝把国家治理得很好，但现在情况却变了，人们没有房子，一些人只能住在帐篷里，工厂倒闭，很多年轻人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却找不到工作，只能卖电话卡。我想他已经太老了，无法很好地管理这个国家，他应该退休，与妻儿一起安度晚年。”
在说到大量良田荒芜时，玛利亚犀利地说：“这些黑人太短视，只看到眼前的利益，却看不到长远的发展。*府发给他们的种子，他们拿来当粮食吃掉。今天吃饱了，就不想明天。就算是种点庄稼，也不会好好施肥浇水，只要一不下雨，他们就束手无策。虽然我也是黑人，但我必须要说，这是我们黑人文化中的缺陷。”
玛利亚教导我更多的，则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我临去津巴布韦之前，刚刚学了开车，到了津巴布韦以后，一直不太敢开车上路。站长陪我练了几次后，每次都被我的车技搞得又气又怕，随后，只要是我俩一起出门，他都坚持他来开车，我的车技一直也没什么长进。在我驻站三个月之后，站长回国休假了。我一开始打定主意不开车，反正记者站附近就有超市，走路就可以到。但是有一天，我发现附近所有的超市都买不到生姜了，炒肉不放姜，怎能忍受？我咬咬牙，决定开车去二十公里外的小菜园（FoodLoveVegetable）买姜。
我左倒右倒，终于把车从车库里倒出来，打正方向盘，准备上路。这时，玛利亚突然打开车门，坐进了副驾驶。我惊讶地问她：“你怎么来了？我的车技不好，你还是下去吧。”她一边系安全带，一边淡定地说：“没关系，我来帮你看路，你一定能开好的。”我心中涌上一片暖意，有玛利亚坐在身边，我顿时感觉有了底气。
我将手机交给玛利亚，请她帮我看着导航。我将车子慢慢开出了院子，开上了主路，但由于我路况不熟，一段15分钟的路硬是被我开了40分钟，后面的车总是不耐烦地按喇叭，有的司机超车后还冲我竖起中指。玛利亚安慰我：“不要理他们，慢点没关系，只要安全就行。”
后来我才知道，玛利亚当过许多新手记者的副驾驶。她虽然不会开车，但反应敏捷，每当出现险情，她都会及时提醒。更难得的是，她愿意相信这些年轻的记者，用她的生命支撑起他们的自信。
哈拉雷的治安因为糟糕的经济而每况愈下，今天，隔壁被抢了，明天，对门被偷了，再过一天，一个年轻女孩子在记者站附近被打劫了。只要身边一有案件发生，她都会提醒我要注意安全。她一直严守着记者站的秘密，从不告诉别人站里有几个人，是做什么工作的。别人只知道这里住着几个中国人，再不知其他的信息。我每次听说某某家因为女工和劫匪串通一气、监守自盗的消息，都庆幸我们的女工是玛利亚。每次回到站里，看到她小屋的灯亮着，我就觉得非常安心。
我一家的救命恩人
而记者站遇到的最大的一次险情，不是抢劫，却是火灾。那一次，玛利亚成了我们一家的救命恩人。
那是年的冬天。一天晚上，睡到半夜，我迷迷糊糊地听到玛利亚喊：“先生！夫人！快起来！”我推开窗户，问她怎么了？她焦急地说：“隔壁停车场起火了，快烧到记者站了！”说完，玛利亚就向着火的地点跑去。
我瞬间清醒过来，赶紧叫先生去帮玛利亚灭火。我隐约记得“津巴布韦华人网”刊有哈拉雷火警的电话号码，上网一搜，果然找到了火警电话，一拨竟然就拨通了。我告诉他们着火地点，请他们来灭火。
记者站旁边是一个二手车市场，与记者站仅有一墙之隔。市场里总是停满了汽车，晚上需要人看守。市场条件简陋，没有遮风挡雨的棚子，看车的人一般露天而睡。入冬以后，晚上的气温时常低到零度，看车人总是会点起一堆篝火取暖。这天，看车人喝醉了酒，没发现火越烧越旺，烧着了记者站院墙外的竹林。院墙内是玛利亚的一排平房，竹子被烧着以后，噼啪作响，火星四溅，玛利亚被吵醒了。她第一反应是从记者站抬水去灭火，但火势越来越大，她怕烧到我们的房子，又喊醒我们示警。
等我们起来时，火势已经基本失控，眼看就烧到了玛利亚的房间，好在火警及时赶到，高压水枪打出去，很快就浇灭了大火。
记者站的二层小楼
第二天清早，我查看大火留下的痕迹，发现伸进院墙的竹子一半已经焦黑，而竹子下方就是高压电线，一米之外就是我们住的两层小楼。如果玛利亚没有及时发现火情，再过一刻钟，后果就不堪设想。我们房间所有的窗户都有两层铁栏杆，楼上到楼下锁了两道铁门，一旦着火，逃生都是难事。
我紧紧抱着玛利亚，感谢她救了我们的命。她又说出了那句话：“夫人，不要谢我，我们是一起的。”
她有一颗博爱的心
在津巴布韦的文化中，人们的家族观念非常浓厚，一个大家族里最能干的人要担负起照顾其他家庭成员的责任。不仅被照顾者觉得心安理得，连为大家付出最多的人也觉得理应如此。
玛利亚是家族中公认的能人，她长期在首都给外国人工作，一个月有美元工资，和家乡务农的亲戚相比绝对是高薪阶层，所以也担负着照顾一大家子的责任。亲戚中谁家有人生病了，她会送去药费；谁家的姑娘结婚了，她会代表家族长辈去撑门面；谁家有人去世了，她必会回老家奔丧。在我印象中，玛利亚为数不多的几次请假中，绝大多数都是因为要处理家族里的各种事务。
玛利亚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没读过多少书，这是她一生的憾事，所以她对晚辈的教育非常重视。她的兄弟姐妹的孙辈中，但凡有因为贫穷而上不起学的，她一定会自己出钱资助，并鼓励他们好好学习，以后才会有所成就。她的侄孙女在她的鼓励下，以优异的成绩读完了大学，又考取了河南工业大学的农业发展专业的公派研究生，前往中国继续深造，也算是孙辈中的佼佼者。
她有一颗博爱的心
我深受玛利亚和身边其他慈善人士的感染，一心也想资助个当地的孩子读书。有一次，我在记者站门口见到玛利亚和一位中年妇女聊天，旁边站着一大一小两个女孩儿。大一点的女孩儿约莫有六七岁年纪，虎头虎脑的像个小男生，大大的眼睛仿佛会说话，很让人喜爱。我试着和她交谈，她却只会抿着嘴笑，一句话也不说。玛利亚说：“她可能不会说英语呢”。我突然有些疑惑，现在明明是上学时间，这个女孩为何不在学校呢？我向那位与玛利亚聊天的妇女询问，可是她也不会说英文，我只好请玛利亚来翻译。
攀谈之下我得知，这位中年妇女是小女孩的姨妈，小女孩的父亲前不久因车祸去世了，她的母亲因无力照顾4个未成年的孩子，只好将最小的这个女儿交给在哈拉雷做小生意的妹妹照看。小女孩的姨妈每天起早贪黑地摆个小摊，勉强养活小女孩和她自己的孩子，哪里还有钱供她读书。小女孩虽然已经7岁了，却还一天学都没上过。
我打心底里喜欢这个质朴又充满活力的女孩子，又怜惜她的不幸遭遇，于是，我和玛利亚以及女孩子的姨妈商量，能不能由我资助她读书。她的姨妈表示赞成，但说自己做不了主，要把女孩子的妈妈叫来商量。
过了几天，玛利亚果然领来了女孩子和她的妈妈。我在玛利亚的翻译下，向她妈妈说明想资助她读书，至少供她把小学读完，如果她还想继续深造，我可以继续资助。我怕她妈妈不同意，还说了一通女孩子读了书才能自己掌握人生的大道理。
说完后，我充满期待地看着她的妈妈，等着她回答。却只见她朝天空望去，说：感谢上帝。”玛利亚翻译给我听后，我竟一时不知该怎么接话。
玛利亚见我愣住了，忙向我解释：“夫人，她这是同意了，在向你表示感谢，她说感谢上帝，意思是把你当作了上帝的使者。”她转过头去，又提醒女孩的妈妈：“除了感谢上帝，也要感谢夫人啊。”玛利亚毕竟是跟着中国人工作多年，了解中国的文化，当起跨文化翻译来毫不含糊。
我赶紧摆手：“不用谢我，能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还同意孩子继续读书，你也是伟大的母亲。”
我们接着又谈了一些读书的细节，母亲同意将女孩子领回家，在村子旁边的小学读书，而我负责每个学期之前把学费寄给她的校长。
玛利亚曾私下里提醒过我，这个女孩家和她家隔着几十公里的路程，她只是和女孩的姨妈认识多年，对她母亲并不了解。她担心既然这女孩家这么贫苦，如果我直接把钱给她母亲，她母亲未必会花在女儿的学习上，不如要来学校校长的电话，我们直接把钱寄给校长。我对玛利亚的细心周全甚为佩服。
玛利亚见我又给孩子买了书包、本子和文具，对我说：“我们是一起的，你为她做了这么多，就让我为她买一身校服吧。”在开学之前，我们把这些礼物送给了小女孩，之后，她就随母亲回到了乡下。
为了证实女孩子已经上学，在开学几个月后，玛利亚趁回家的机会，特意多跑了几十公里，去了趟女孩子的学校，和她的老师谈了话，得知女孩子非常用功，各门功课都很好，她把这个消息带回给我，我也深感欣慰。
我对玛利亚说，希望她能够一直读下去，读到大学。但玛利亚对此有些忧虑，她说：“这孩子没有身份证，只能读到初中毕业，连高中都读不了。”我诧异地问道：“为什么没有身份证呢？”玛利亚说：“农村很多孩子都没有身份证，他们的父母大都是文盲，世代耕种，从没离开过家乡，根本不知道要给他们办身份证。现在女孩子的父亲去世了，她的母亲大字不识，更不会给她办了。”我心下黯然，对于这些失学的孩子，我能做的太少，只愿她在受到教育之后，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吧。
“希望再能见到你”
玛利亚虽然资助了许多的孩子，但和自己女儿的关系却不是很好。女儿从小跟父亲长大，与玛利亚聚少离多，母女感情并不深厚。女儿成年后就去了南非，在一家福利院当护士，并在南非有了自己的小家庭，很少回津巴布韦看望母亲。我在记者站期间，只见过她两次面。玛利亚知道，她的晚年不能依靠女儿，而现任丈夫的子女也不喜欢玛利亚，她必须为自己的退休生活早作打算。
曾经，玛利亚误听商家宣传，在哈拉雷郊区买了一套集资房，但钱交出去了好几年，房子都没建好，最后开发商卷款而逃，玛利亚至今也没有追讨回那笔房钱。后来，眼见哈拉雷的房价越来越高，她彻底放弃了在城里置房的计划，用自己一生的积蓄在老家盖起了几间小房子，打算退休后去居住。
对于玛利亚的退休生活，我一直都很担心。她大半生的时间都生活在记者站里，如果退休以后回到农村，能否习惯农村的生活？她晚年膝下无儿孙，如果她病了，可有人照顾？虽然记者站每年都帮她缴纳数额不菲的社保费，但以目前萧条的经济态势，等她退休之后，又能从*府那里拿到多少养老金？
但玛利亚是豁达之人，从不流露出自怨自艾的情绪，有次，玛利亚无意中和我说起，她去保险公司给自己买了死亡保险，一旦自己去世，保险公司就会把她的后事一一安排妥当，不用别人操心。我听着心有悲戚，而玛利亚对此却丝毫不以为意：“我不想给家人添太多麻烦，如果保险公司能办理好一切，岂不方便？我还给我们家那些家庭有困难的亲戚也买了死亡保险，这样他们就能走得体面。”
从私心讲，我多么希望玛利亚能够在记者站里养老。哪怕她什么都不干，只要待在站里，记者站就是一个温暖的家。
玛利亚对每一位记者都付出真情，在记者离开的时候，她每次都会难过哭泣。我离任那天，玛利亚一直都没出现，我找了她半天，才从墙角处找到躲着的玛利亚。我抱着她，依依不舍地说了好多道别的话，她却只是流泪。我怕再呆一会儿，就再也不忍离开，只好匆匆上车离去。
回到国内之后，我时常梦见津巴布韦，梦见玛利亚。梦中，玛利亚还是那样温厚可亲，和我谈笑风生。我想起玛利亚冬天怕冷，给她买了件长款的羽绒服，托现任记者宛玲给她带去。听宛玲说，玛利亚特别开心，要上帝保佑我。
作者在津巴布韦生活照
可惜，我们音信不畅，我只能通过记者站同事们的转述，得到她最新的情况。想到她时，我总是在心中默念：“玛利亚，你一定要保重自己，多么希望以后你能来中国，让我能够再见到你。”
本文：节选自《撒哈拉之南——女记者的非洲视界》一书。
作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CRI前驻津巴布韦记者，现驻巴基斯坦首席记者刘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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