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白癜风医院 http://m.39.net/baidianfeng/a_4756241.html在一个社会科学领域不断细分、信息碎片化、知识浅薄化、娱乐至上的时代，我们还需要知识分子吗？
这两年，“专家”的公共发言经常引发争议，“建议专家不要建议”甚至一度成为微博热搜。逸出自己的专业领域，对公共事件发表整体性的看法，对于专业学者来说越来越成为一件高风险的事情。专家在公共发言上遭遇的困境，某种程度上与知识分子的退场有着相类似的原因。随着社会结构的复杂化，社会群体利益、价值观的多元化，指望一个“先知”式的知识分子，用整体性的观念来批判现实、指导社会行动，已经显得越来越不切实际。
此外，知识分子群体自身也逐渐放弃了介入公共事务的热忱。学术分工的日益专业化，使得大学等科研机构开始“偏安一隅”。除了专业性极强的学术发表，学者们也几乎不再关心具有宏观影响的公共事务。这些现象不仅发生在中国，也同样发生在曾经最为盛产批判型知识分子的法国。
和米歇尔·福柯、拉塞尔·雅各比等前辈一样，以色列学者施罗默·桑德对法国知识分子的衰落现象表达了深切的担忧。在《法国知识分子的终结》中，他细致梳理了知识分子概念的形成及其结构。相比于他的前辈，桑德提出了许多具有当代视野的、更值得担忧的问题。这些问题也超出了单一国度，具有普遍性的意义。
众所周知，知识分子的公共性离不开大众传媒的力量，但如今的媒介形态，相较于知识分子的鼎盛时代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互联网正成为这个时代最大的传声筒，但它与商业、权力的紧密联系，使得借由其发出的声音很难获得某种独立性。知识分子正面临着一个几乎难以挣脱的悖论式困境：他们必须借助他们所反对的事物，才能发出足以被听见的声音。在这个年代，观念似乎并不如媒介本身重要。因此，桑默甚至大胆预言，未来影响力最大的知识分子会是阿桑奇、斯诺登这样的“沉默者”或“告密者”——他们并不以其观点，而是以维基百科这样的机构在知识传播网络中占据的地位影响世人。以下内容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法国知识分子的终结？从左拉到维勒贝克》，有删改，小标题为摘编者所加。
《法国知识分子的终结？从左拉到维勒贝克》，作者:[以色列]施罗默·桑德，版本:上海书店出版社·也人，年1月。
传媒的变化与“快思手”的诞生
曾经真正的知识分子与虚假的“媒体”知识分子之间通行的区分并不准确，十分有必要修正这种已然被广泛传播的错误观点。知识分子为了强化自己在公众面前的存在感，总是很注意维持与媒体的密切关系。在新的传媒手段出现之前，知识分子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毫无疑问是为了影响舆论，但也是为了让大家不要忘记他们！第二次德雷福斯事件发生时，正是借助报纸，知识分子的反抗才为人所知，并变得家喻户晓。雷蒙·阿隆曾在《费加罗报》上主持一个长期的专栏。阿尔贝·加缪、让-保罗·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很喜欢让别人给自己拍照。萨特和波伏瓦这对学术权威伴侣的照片，连同切·格瓦拉和菲德尔·卡斯特罗两个人，稳固了他们介入型知识分子的身份以及在激进学生中的威望。当这对伴侣在大街上贩卖一份被禁止出版的报刊时，记者们当然会赶到现场。当哲学家萨特在比昂古（Billancourt）的罢工者面前爬到一个木桶上时，摄影师就在那里捕捉下他同工人阶级团结一致的瞬间。在萨特生命最后的日子里，米歇尔·福柯很主动地与他站在一起。在最后一批照片中的一张里，这位伟大的存在主义知识分子与雷蒙·阿隆一起站在爱丽舍宫门前的台阶上，恳求大家帮助越南难民，未来已经立在他的身后了：“新哲学家”安德烈·格鲁克斯曼悄悄地出现在背景中，在照片上留下了自己的身影。
15世纪，随着印刷术的巨大变革，纸媒出现，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中期之间，它的发展到达了历史的巅峰，在此之后，它不得不与电视媒体分享霸权地位。正如生产资料的变化改变了社会关系，可以说，随着传媒方式的变化，信息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力量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如果说新兴的电视通过播放反对越南战争的抗议活动或者年五月运动的游行，推动了20世纪60年代末学生的抗议运动，那么大家很快从中吸取了教训。播放的影像被更加有经验的生产者限制、控制。电视从一两个*府控制的频道变成了大部分由私人资本控制的几十个频道，这些私人频道播放越来越多的新闻、纪录片、动作片、短片和系列片。但是节目与频道的大量增加以及它们之间的竞争并没有表现出更强的多样性与多元化。恰恰相反，这一切的出现都是为了削弱多样性与多元化，从最低程度上达到一种共同性，从而吸引最多的电视观众消费者。“收视率”成了最高准则，它决定了游戏规则。此外，超多的广告不断打断新闻节目、电影甚至是辩论节目，削弱了分析和判断的理性能力。具体的影像以一种混乱的方式不断重复出现，它们不仅战胜了抽象的概念化，而且还与19世纪末以来实行的全民义务教育的基本认知概念相对立。
如果我们认同美国媒体批评家尼尔·波兹曼对两部伟大的反乌托邦叙事的思考，即乔治·奥威尔的《》和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那么可以说，后者更准确地预示了未来。赫胥黎并不害怕禁书的“老大哥”，也不害怕稍有一点意识形态偏差就会抓人的思想警察。他更害怕的是以愉悦、爱、诱惑的方式实行的压迫，换言之，通过持续的、侵入性的消遣方式，使得消费者的思想偏离其最基本的兴趣。在赫胥黎预言的资本主义世界，真相不会被一种压迫式的极权主义所压制，如欠发达国家中那样，而是会被碾成碎屑，湮没在虚假事件和无意义的社会新闻的海洋里。一些信息被不断散播给观众，而其中大部分都是无意义的，它们在这些观众中形成了一种消费主义的被动性，并强化了他们中的自恋风气。电视技术已经占领了思想；小小的电视屏幕进入了每一户人家，改变了世界观。
电视机大量播放消遣类的节目（电视剧、综艺节目），但是它也没有忽视知识消遣的特殊形式。与纸媒一样，它时不时需要强化学习，所以它就会求助那些知识更丰富并且能够向大众播散许多“智慧”的人。同时，在公共空间的另一边，即大学与研究机构，发展出在整个人类与社会领域都极力追求细节的专业化精神。20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出现的研究者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多，但正如奥尔特加·伊·加塞特指出的那样，其中主要就是已经在某一块小小的人类知识土地上取得大成就的人，他们越来越少
